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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档预售票房超3亿元！平均票价7年来首降，对上市公司有何影响******

　　澎湃新闻记者 秦艺逍

　　2023年春节档电影开启预售五天后，预售总票房突破3亿。

　　截至1月18日晚22时，2023年春节档新片预售总票房正式突破3亿，《满江红》以预售7998.6万登上新片预售榜第一，《无名》以预售7908万位列第二，《流浪地球2》以预售7162.3万位列第三。

　　猫眼专业版统计数据显示，《流浪地球2》的想看人数已破百万达到116.3万人，《满江红》和《无名》的想看人数分别为98.3万人和56.5万人。去年春节档上映影片的最终想看人数为368万人次。截至18日晚22时，今年春节档影片的想看人数为395万人次。

　　从大年初一的排片来看，《流浪地球2》首日排片场次10.4万，占比27%；《满江红》首日排片场次9.9万，占比25.7%；《交换人生》和《无名》的首日排片场次占比分别为17.4%和13%。

　　截至目前，2023年春节档共有7部影片上映。其中6部影片定档大年初一(1月22日)，《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选择延档至大年初三(1月24日)。尽管影片数量较去年春节档的8部略有减少，但今年春节档的影片类型更加丰富，主演阵容也相当强大。

　　今年春节档电影平均时长达到130分钟，打破春节档历史记录。影片涵盖科幻、悬疑、谍战、历史、喜剧、动画、运动等类型，主创人员囊括了国内重量级导演、高国民度的“百亿票房”演员、实力派的影帝影后以及当下最火的流量小生，基本能够满足各年龄段观众的多元化观影需求。

　　目前来看，张艺谋导演、沈腾和易烊千玺等主演的古装大片《满江红》，程耳导演、梁朝伟和王一博等主演的谍战大片《无名》以及郭帆导演、吴京和刘德华等主演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2》在预售票房表现上遥遥领先。

　　苏伦导演、雷佳音和张小斐等主演的《交换人生》是往年春节档最受欢迎的合家欢喜剧片。由邓超、孙俪主演的主旋律体育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成人向动画片《深海》、儿童向动画片《熊出没·伴我“熊芯”》也分别在该类型影片中拥有一定的受众基础。

　　除上述国产大片以外，此前已上映的《阿凡达：水之道》《穿靴子的猫2》同样加入了春节档的票房争夺战，分别延长上映周期至2月14日和2月22日。

　　春节档全年票房占比提升，平均票价首次下降

　　2011年-2022年，春节档总票房保持增长，从3.36亿元增长至60.39亿元，并在2021年达到78.43亿元的档期票房最高记录。受疫情影响，2022年春节档观影总人次出现下滑，从2021年的1.6亿人次降至1.14亿人次。由于全年票房增长承压，春节档票房占比提升趋势明显，春节档占全年票房的比重从2014年的4.93%提升至2022年的20.17%。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全国电影市场正在迎来复苏。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以来，全国影院营业率大幅回升，由11月下旬低于40%的营业率，恢复至今年1月中旬的80%以上。中原证券研报指出，考虑疫情期间部分影院已永久关停，可以认为目前国内影院经营端已基本恢复全面营业。

　　相较于2022年的“最贵春节档”，今年春节档电影票价有所回落。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23年春节档预售平均票价53.7元，相较2022年春节档预售同阶段平均票价56.2元下调了2.5元，也是自2016以来近7年的首次下降(2020年除外)。

　　据猫眼专业版统计，今年春节档预售票房中一线城市的平均票价，但一些低线级城市的票价也超出了预期。截至1月16日，预售平均票价最高的城市为北京，高达83.4元。上海以73.9元的票价位列第二。出乎意料的是，泰州市以67.5元的票价排名第三，超过其他一线及新一线城市。

　　春节档有望拉动观众需求回升，影视板块受到提振

　　由于2023年春节档是疫情政策调整之后的首个大档期，汇聚了各大影视公司近年来倾力投资的头部项目。同时，春节档的票房表现往往也将成为当年电影市场的风向标。

　　据记者了解，今年逐鹿春节档的上市影视公司包括中国电影(600977.SH)、光线传媒(300251.SZ)、万达电影(002739.SZ)、博纳影业(001330.SZ)、猫眼娱乐(01896.HK)等。

　　作为国内最大的电影制作与发行机构，此次春节档定档的7部影片背后均有中国电影的身影。港股上市公司猫眼娱乐也参与了5部影片的制作发行。《无名》的出品方和发行方均为博纳影业。影院广告行业的分众传媒 、院线行业的万达电影也将受到春节档的提振。

　　值得注意的是，光线传媒在今年春节档共有4部相关影片上映，该公司不仅主投发行了《深海》，还参投了《满江红》《交换人生》《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3部影片。

　　截至18日收盘，慈文传媒(002343.SZ)涨停，报收7.12元；鼎龙文化(002502.SZ)收涨5.92%，报收3.58元；上海电影(601595.SH)收涨3.14%，报收10.83元；中国电影(600977.SH)收涨3.28%，报收13.55元；光线传媒(300251.SZ)收涨2.88%，报收8.93元；万达电影(002739.SZ)收涨2.48%，报收14.47元；博纳影业(001330.SZ)收涨2.48%，报收12.38元；猫眼娱乐(01896.HK)

　　中原证券指出，2022年影院经营不确定性压力大，导致内容方担心票房收益不敢定档或频繁撤档，内容缺失是2022年票房以及观影人次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2022年疫情多发时段仍有《独行月球》《人生大事》等影片获得较好的票房来看，存在影片内容供给的时段观众需求受影响较小，因此春节档丰富的影片供给有望带动观众需求回升。

　　浙商证券认为，防疫优化有望驱动线下消费修复，并提高片方对电影市场的需求预期；进而片方有望释放近年积压的影片，提高市场内容供给；电影供给充足加上防疫政策优化驱动院线经营转暖；消费者能够消费的电影内容增加，带动观影习惯恢复及消费频率提高；进而提高院线、片方的商业回报，鼓励上游更优质的内容产出；驱动行业正向循环。

　　申万宏源证券则表示，疫后复苏背景下，2023有望成电影行业困境反转之年。 除多部备受期待的春节档影片外，还有《超能一家人》《平原上的火焰》《维和防暴队》《检察风云》等10多部高关注度影片也处在择机定档上映状态，2023年丰富的优质影片供给有望引爆新一轮的观影热潮。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影视行业人士表达了对2023年电影市场复苏的希望。一位分析师向记者表示：“后疫情时代观众观影需求仍高，随着国家政策不断改善，疫情影响逐渐减弱，影院供给恢复，在优质且具有高票房号召力的影片带动下，电影行业有望加快复苏并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